SDR的人民币演义 | 人民币加入SDR系列文章之九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IMI副研究员姜楠在本文分三个部分讲述了人民币与SDR的渊源。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SDR应运而生；二是特里芬难题未解，SDR重回视野；三是人民币加入，SDR焕发新生。由于人民币的加入和推动，SDR重回历史舞台后，有希望实现从无足轻重到举足轻重的转变。虽只有一字之差，但SDR要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仍然有非常漫长的道路要走。这既将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缩影，也蕴藏着人民币能够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多作用的机会。
以下是文章全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5年底宣布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的消息掀起了一股“SDR热”。
特别提款权，英文是Special Drawing Rights，简称SDR，是IMF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用于补充成员国官方储备的国际储备资产，又被称为“纸黄金”。
从二战后的“美元荒”到金融危机后的“美元灾”，国际货币体系在历史车轮中不断发展，历经考验，尽管改革步履维艰却也缓步向前，而SDR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下的产物，至今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SDR记录着国际货币体系发展进程中的分歧与共识，艰难与妥协，当然也承载着未来的希望。以目前SDR有限的使用范围来看，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主权货币仍需时日，而这也将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到了最为重要的时刻。
1944年7月1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镇召开了44国参加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以黄金和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而取代了此前盛行的金本位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随后成立。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联储不仅要保持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官方比率，维持成员国对美元的信心，还要能够为世界提供足够的美元作为国际清偿手段。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提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它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因此而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的美元在海外不断沉淀，美国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是一个悖论。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他还预言，如果没有别的储备货币来补充或者取代美元，那么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必将难逃崩溃的命运。
SDR的创设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特里芬难题”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两种主要储备资产——黄金和美元的国际供给不足以支持当时的世界贸易扩张和金融发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当然希望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以法国为首的西欧国家则主张建立辅助性的国际储备资产来弥补这一短缺。最终，国际社会决定在基金组织支持下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资产。1969年，IMF创设了特别提款权（SDR）。
SDR的价值最初确定为相当于0.888671克纯金，当时也相当于１美元。然而，随着美国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美元危机再度爆发。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SDR被重新确定为一篮子货币。
SDR货币篮子最初有16种货币[1]，每五年评估一次SDR货币篮子。1980年，IMF将SDR货币篮子确定为美元、英镑、日元、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5种货币；2001年，欧元取代德国马克与法国法郎。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SDR是为解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难题进行改革的产物，在当时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
SDR既不是货币，也不是对IMF的求偿权，而是对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可自由使用的货币的潜在求偿权。SDR持有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换取这些货币：一是通过成员国之间的自愿交换安排；二是IMF指定对外状况强健的成员国以可自由使用的货币从对外状况薄弱的成员国购买SDR。除了作为补充储备资产外，SDR还是IMF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记账单位。
国际金融形势千变万化，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解体后，主要货币转向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国际资本市场的长足发展便利了有信誉的政府借款。这两个变化降低了对SDR的需求。而且，SDR的持有者仅为各国政府，并不能作为全球私人部门的贸易与资本的计价与结算货币，更无法发挥国际价值储藏的功能，这就极大地制约了SDR的使用主体和范围。
事实上，创立40多年来，SDR并没有像当初设想的那样发展，在国际经济与金融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实有限。在IMF中的地位仅是一种计价单位。
自SDR创立以来，IMF已对其成员国进行了4次SDR分配，累计创造了2040亿SDR，相当于2815亿美元(2015年4月14日，1SDR=1.3799美元)。目前，SDR资产仅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2.4%。
一般情况下，当一些国家需要紧急援助时，SDR才会被使用。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1826亿SDR（相当于2810亿美元）用于帮助一些小国应对国内经济问题，包括波斯尼亚和马拉维、毛里塔尼亚、摩尔多瓦、塞尔维亚、乌克兰和津巴布韦等。这一援助计划的规模相当于2009年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总额的约5%。2010年的爱尔兰债务危机中也可见到SDR的身影。
除IMF之外，SDR也被其他一些国际机构当作记账单位。到21世纪初，国际清算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等十余家国际机构已将SDR作为账户管理的计价单位。除国际组织以外，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O）还将SDR作为国际援助的计价单位。新西兰储备银行已将SDR作为本国国际储备的报告单位。
同时，一些国际法事务中也使用SDR作为计价单位，例如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中都有SDR作为计价单位的实际运用。
少数国家也一度将其货币挂钩SDR。但随着全球汇率制度更倾向于自由浮动，汇率盯住SDR的实践国也在减少。
在布雷顿森林解体之后，1976年1月，IMF的100多个成员国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达成了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款的协议，即牙买加协议。从此，国际货币体系迈入牙买加体系时代。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美联储祭出量化宽松政策。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美元流动性过剩的严重性。
尼克松时期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有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却是你们的问题。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反映出当时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在缺陷和系统风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经运行了40多年，世界经济和贸易仍然严重依赖单一主权储备货币，美元仍然处于全球货币的本位与核心，“特里芬难题”依然存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以一国货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的，更好地发挥SDR的作用是解决办法之一。由此，SDR重回视线。
2010年，中国申请将人民币加入SDR，IMF评估后因技术原因拒绝了中国的申请，认为当时人民币并未达到“可自由使用”（freely usable）的标准。
在此次与SDR擦肩而过后，人民币国际化开启了发展最为快速的五年。2015年11月30日，IMF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将成为该货币篮子中除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之外的第五种货币。SDR篮子中各货币的权重分别是：美元41.73%，欧元30.93%，人民币10.92%，日元8.33%，英镑8.09%，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
早在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撰文指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
人民币加入SDR的象征意义巨大。IMF总裁拉加德表示，这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对中国当局在过去多年来在改革其货币和金融体系方面取得的成就的认可。业界认为，中国紧握金融主权，为国际金融理论提供了更加优化和改进的机会。人民币加入SDR成为中国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
与此同时，IMF也需要人民币的光辉。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主权货币，人民币加入SDR也将有助于全面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对SDR的稳定保值乃至扩大使用做出重要贡献，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步骤。
进入2016年，拉加德和周小川频繁互动。周小川在不同场合积极呼吁IMF循序渐进地扩大SDR的使用，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2016年4月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发布以美元和SDR作为报告货币的外汇储备数据。同时，自2016年一季度起，中国开始公布以SDR计值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数据。2016年8月31日，世界银行在中国银行间市场发行首批人民币结算SDR计价债券，被称为“木兰债”。时隔35年，SDR债券在中国重启，意味着中国可能会成为推动SDR使用范围扩大的“发动机”。
刚刚结束的G20杭州峰会发布公报中提出，支持正在进行的在扩大SDR使用方面的研究，如更广泛地发布以SDR为报告货币的财务和统计数据，以及发行SDR计价债券，从而增强韧性。
展望未来，扩大SDR的使用范围，周小川认为需要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同时，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和专家提出建议，如果SDR沿着超主权货币方向演进，那相应的发行准备机制和基础设施建设将同步进行。而提高SDR的规模实质上把IMF推向一个全球中央银行的角色。如果朝这个方向发展，SDR的使用需要扩大，特别是在私人领域的使用。
在汇率协调方面，让多个国家的货币汇率联系SDR将是其中重要的一步。还应该发挥SDR在全球汇率管理中的作用，尝试建立SDR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系。一旦SDR能够在汇率管理中起到定价作用，那么会带动其作为超主权储备货币包括从公共官方到私营部门的使用。甚至在大国货币之间建立稳定化汇率安排机制，SDR篮子五大货币之间建立以SDR为中心的稳定机制，不断以此为基准进行汇率协调。
而在认识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关键后，亚投行采用SDR结算也可能是大的方向。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更多的国际机构包括亚投行、甚至大型企业发行SDR债券，扩大SDR债券市场容量。
可以看到，由于人民币的加入和推动，SDR重回历史舞台后，有希望实现从无足轻重到举足轻重的转变。虽只有一字之差，但SDR要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仍然有非常漫长的道路要走。这既将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缩影，也蕴藏着人民币能够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多作用的机会。
[1]包括截至1972年的前5年中在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中占1%以上的16个成员国货币。除美元外，还有联邦德国马克、日元、英镑、法国法郎、加拿大元、意大利里拉、荷兰盾、比利时法郎、瑞典克朗、澳大利亚元、挪威克郎、丹麦克郎、西班牙比塞塔、南非兰特以及奥地利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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